在帝國主義國傢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前，我們幾乎還不知道有這樣一種與我們迥異的人存在。他們與我們外貌不同，這讓我們産生瞭種種仇恨的聯想。我們視其為妖魔，用故老相傳抵禦妖魔的手段與之對抗。今日，我們難免會想，在當日的侵略者眼中，我們所采用的是否是一種巫術？以巫術對抗現代文明，難怪我們會一敗塗地，隻是當年，有多少誌士空耗瞭血淚？

痛定思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使東西方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理性精神。

西方的理性精神源自古希臘，古希臘哲學中所謂的“愛智慧”，即體現瞭對理性的推崇。理性精神在西方持續發展，雖有中世紀的低迷，但在文藝復興和啓濛時代後衝破瞭種種精神鉗製，使西方爆發瞭真正意義上的思想革命。自此，人類對自身的理性産生瞭極大的信賴，人類理性代替上帝的意誌成為“萬物的尺度”。理性意識的高漲使人們重視現世人生價值，造就瞭自由進行創造的進取精神，使得西方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踏上瞭健康蓬勃的發展道路。

與西方重視個人價值與實踐的理性精神相比，中國的傳統思想太過於“內求於心”。我們所強調的個人體驗與涵養缺乏思辨、超越、分析、實證，除瞭提升個人修養，為社會定製道德規範外，對社會實踐並不具有指導意義。

這種東方式的精神，使得17、18世紀，當西方世界在理性精神指導下蒸蒸日上時，中國卻陷入瞭柏楊先生所謂的“文化醬缸”之中，思想界是“一塌糊塗的汙泥”，看不到些微的光芒。而相應的，科學與文化也隻有承襲，難得創新。毋庸諱言，若無外力介入，強迫國人“睜眼看世界”，或許今日的中國，仍然以為自己處於不與外界通人煙的“桃花源”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