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重要的作品，首先是指一系列著名的为作者贏得世界声誉的社会问题剧，即讽刺冒牌的自由党政客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五幕剧《青年同盟》(186 9)，揭露为了财富和社会声望而背叛爱情和人格的巨商的四幕剧《社会支柱》(1877)，歌颂坚持个人权利的女性、反对“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暴露买卖婚姻之虚伪性的三幕剧《玩偶之家》(1879)，借先天的花柳病隐喻堕落社会的道德污染而受到卫道士们攻击的三幕剧《群鬼》(1881)，以主角为代言人反击《群鬼》风波中对作者的攻击的五幕剧《人民公敌》(1882)，从过去宣扬缺乏“理想”的危险性、转为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 的危险性、从而改变作风、使本剧充满令人悲伤的诗意的五幕悲喜剧《野鸭》(1884)，为挪威呼吁真正的民主与自由、颂扬“品质、意志和灵魂上的高尚”的四幕悲剧《罗斯莫庄》(1886)。此外，还有六部具有象征主义风格的晚年作品，即开始趋向内心描写的五幕剧《海上夫人》(1888)，作者自认为 “刻画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四幕剧《海达·高布乐》，把笔下人物“作为现实的人加以强调”的三幕悲剧《建筑师》(1892)，为了贪恋男欢女爱而使婴儿夭折、在忏悔中愿意把母爱献给无家可归的孩子的三幕剧《小艾友夫》 (1894)，一个野心勃勃的矿工之子由于挪用银行巨款、投资失败而入狱、以致一蹶不振的四幕剧《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以及昔日分手的一对情侣重逢、为自己过去奉行“艺术第一、人生第二”的信条、轻易放弃幸福生活而惋惜、希望重温旧梦、携手登高而被大雪埋葬的三幕悲剧《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戏剧收场白，1899)。 此外，研究易卜生，还须提到两部不能不提到的奇特的作品：一部是其中主人公坚持“全有或全无”的生活原则、为一种绝对的理想目标而战斗、以致死于雪崩中的《布朗德》(1866，成时译)；这部火山般暴烈的作品，据说满足了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先验的伦理要求，使作者由此成为它的精神上的先知。另一部则与《布朗德》相对照、描写一个无原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者想做一个回头浪子的故事的《培尔·金特》(1867，萧乾译)；这部作品由于以自己的同胞为典型，在国内一直招致爱憎交织的读者反应。这两部早于以上社会问题剧的名剧，虽都不是潘先生所译，但以其在易卜生研究中的重要性，仍然有必要收入本书中，以便理解易卜生对于戏剧创作的一个执拗的信念：戏剧形式正是他的内心斗争的自然表现。